作为光明日报驻莫斯科记者，2013年夏天，我曾有幸在齐赫文斯基老先生95岁高龄时对他进行专访，现在回忆起采访时的场景，仍历历在目。当时，齐赫文斯基虽已近期颐之年，但仍精神矍铄、思维清晰、谈吐有条不紊，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如数家珍，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和深入了解。

采访结束时，齐赫文斯基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希望光明日报读者能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文化，关注俄中文化关系的发展，成为俄中文化交流的桥梁！”老人这番专门讲给光明日报的话，发自肺腑，情真意切，言犹在耳，让我至今仍心怀感动。

齐赫文斯基1918年9月生于彼得格勒（现圣彼得堡），历史学博士、教授，曾任苏联科学院（现俄罗斯科学院）院士（1981年）、苏联特命全权大使（1967年）。他自1935年起开始研究汉学，师承俄著名汉学家、俄罗斯汉学研究彼得堡流派奠基人彼莫阿列克谢耶夫，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流派，被公认为当前俄罗斯汉学界的泰斗。20世纪60年代，他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，在东方学、中国学研究方面造诣深厚，成果丰硕。

齐赫文斯基也是资深外交家，是苏中、俄中关系和新中国发展的见证者。他作为苏联高级外交官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过程，并参加了开国大典。1981年后，他任苏中友好协会主席、荣誉主席。他曾多次作为外交官来华工作，目睹或参与了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。他一生不遗余力研究和传播中国历史和文化，致力于发展苏中（俄中）友好关系，并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向往东方的青少年

齐赫文斯基在接受我专访时谈道，俄罗斯作家和旅行家奥布罗切夫的《中国游记》一书，使他从小就对东方古国——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后来，他又读了普罗日瓦尔斯基等人写的关于中国和中亚各国的游记小说，书中讲述了中国奇妙有趣、内涵丰富的文化和故事。此后，他经常去艾尔米达什博物馆（冬宫）内的中国厅，将里面的中国藏品同书中的描写一一对照。瓷器、丝织品、地毯、大瓷瓶、青铜器和硬木家具等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使他流连忘返，神秘的中国文化让他着迷。“那本书让我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点燃了我探究中国的渴望，总想着有一天能亲自去看一看。”

齐赫文斯基说，中学毕业后，他毅然报考了列宁格勒语言学院。当时28个学生中，齐赫文斯基是唯一自愿报名学习中文的。当时的教学环境很简陋，而且没有中国老师，齐赫文斯基只能通过唱片学习中文发音，难度很大。读到四年级时，班上只剩下齐赫文斯基和一个女生。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，因为第一堂课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句中文让大家描摹，那句中文就是孔子的名言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。”从此，这9个字便深深扎根于齐赫文斯基心中，激励他在汉学研究的道路上攻坚克难、不断前行。

中苏外交的亲历者

齐赫文斯基回忆说，1939年5月的一天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召见了他，向他询问了学习中文的情况，当时他年仅21岁。后来，莫洛托夫的秘书打来电话说：“莫洛托夫让你现在和他一起去克里姆林宫，你给一个中国人当翻译。”

齐赫文斯基说，到了克里姆林宫才知道，来访者竟是孙中山的儿子、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。但他毫不怯场，主动用中文与孙科打招呼：“你好！”孙科应答说：“你好，年轻人。你懂英文吗？虽然我是中国人，但讲不好中文，我说的中文在中国都没有人能听懂！”他本来以为自己能第一次用中文做翻译了，孙科这番话让他顿时感到十分遗憾，同时又紧张起来，因为他对英文翻译毫无准备。

齐赫文斯基回顾说，他默默陪孙科进入会见大厅，一眼就看见了斯大林、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等人。斯大林与孙科互致问候。斯大林看看他就笑了，说：“这么年轻的翻译。”会谈开始后，他便用英文给孙科翻译，有时实在翻译不出来了，在座的外交部副部长波焦姆金就会帮忙。齐赫文斯基仍清楚地记得，会谈的内容是关于苏联政府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第三期贷款的事。这次经历给了他很大的鼓励，也是在那一年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，就任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副领事。

此后，齐赫文斯基又被派往北平工作，成为苏联使馆驻中国北方地区负责人兼总领事。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，在接受我专访时，齐赫文斯基依然清晰地记得，使馆地址是东交民巷37号，甚至报出了当时的电话号码——592062。

1949年10月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，齐赫文斯基以苏联驻北平总领事和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身份，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过程。1949年10月1日，是齐赫文斯基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天，他受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邀请，走上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观礼台，成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。他深情地对我回忆说：“记得10月1日那天，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。我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方的看台上就座，亲眼见证了毛泽东主席按下按钮，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。铿锵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奏响了中国的新纪元。”

齐赫文斯基说，典礼结束后，已近傍晚，他刚回到总领馆就收到了周总理的一封信。信中说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希望所有的友好国家承认这个新生的共和国。齐赫文斯基当即意识到这封信的重要性，马上着手译成俄语，以最快速度发回了莫斯科。莫斯科与北京有5个小时的时差，电报发到莫斯科时，斯大林还在工作。第二天一早，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了“苏联向全世界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”的消息。

著作等身的汉学家

莫斯科河畔的斯大林时期标志性建筑“艺术家大楼”是齐赫文斯基的居所，我对齐赫文斯基的专访就是在这里进行的。书桌上摆满了书籍，我发现，所有书籍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——中国。

齐赫文斯基一生撰写了10多部专著、500多篇论文。其中，《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》（1959年）和《孙中山的外交政策观点与实践》（1964年）被认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，与《1898－1949年中国独立和统一的道路：根据周恩来的传记资料》（1996年）构成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三个不同阶段的奠基之作，其研究方法、翔实史料和观点对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他主编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（1972年）出版后即被译成多种文字，影响延续至今。2000年，由他主编的《中国的改革与革命》系列丛书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，普京总统亲自给他颁奖。2009年，齐赫文斯基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”称号。

采访时，齐赫文斯基向我津津乐道他负责的两大科研计划：一是《俄中关系400年文件汇编》，已出版了一本，以后还将继续出版。二是十卷本系列丛书《中国通史——从远古时期到21世纪初》，从夏朝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他是总编纂人，同时还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。“我今年95岁了，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两部巨著出版发行。”齐赫文斯基这番话，令我当时十分感佩。现在回忆起他，真是斯人已去，言犹在耳。

2017年11月10日，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俄文《中国通史——从远古时期到21世纪初》最后一卷（第十卷）首发式在莫斯科举行，这也标志着俄汉学界耗时5年的《中国通史》全部编纂完成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对此书的评价是“俄汉学界的里程碑式工程”。齐赫文斯基的心愿得以完成，他驾鹤西去，也应无憾。

两国友好的推动者

20世纪50年代初回国之后，齐赫文斯基担任了苏联科学院历史部秘书，专门从事研究工作。他先后担任中国学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所长。与此同时，他开始在苏中友协工作，担任名誉主席。

作为中苏和中俄各领域交流的亲历者和推动者，齐赫文斯基在接受我专访时重点谈了他对于未来俄中关系的期许。他认为，俄中关系正处于上升阶段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十分重视中俄关系的发展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在俄罗斯也很受关注，成为俄罗斯学者的新研究课题。他还谈道，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，俄罗斯各地的孔子学院在俄中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俄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需求越来越大。

齐赫文斯基一生致力于发展苏中（俄中）两国关系，他不懈增进两国友好交流合作，是俄汉学界里程碑式的人物，在汉学研究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齐赫文斯基走了，我们在世者应继续加强中俄关系、深化睦邻友好、开拓合作领域，不仅涉及政治、经济还包括科学、教育、艺术、文化等各领域，推动中俄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。这是对齐赫文斯基最好的纪念。（记者杨政口述 记者肖天祎整理）